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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勞動的重要性范文第1篇

這里舉行鄉(xiāng)村低保家庭就業(yè)與技能培訓現場會，今天。采用低保和就業(yè)相互聯動的模式，鼓勵、支持在法定勞動年齡內具有勞動能力的低保申請人和正在享受低保待遇的人員實現就業(yè)，協助有勞動能力低保對象轉變就業(yè)觀念，增強就業(yè)守業(yè)的主動性，改善家庭生活現狀，使低保制度更加規(guī)范化和科學化。下面，講幾點意見。

一、進一步增強對鄉(xiāng)村低保與促進就業(yè)有效銜接工作緊迫性和重要性的認識

區(qū)有鄉(xiāng)村低保對象18266戶40575人，目前。為保證和改善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堅持社會穩(wěn)定、促進社會和諧發(fā)揮了巨大的社會效益。但由于當前就業(yè)形勢嚴峻，進入低保的就業(yè)年齡段內且有勞動能力的人員逐年增加，使低保壓力過大；就業(yè)與再就業(yè)渠道不暢，且缺乏激勵機制，導致低保出口不暢；相關政策和部門之間的工作銜接還不夠，社會誠信體系還不夠完善，低保政策難以落實；還有很大一局部符合條件的對象納入低保后，由于技能單一、年齡偏大，等、靠、要”思想嚴重。這些問題的發(fā)生，直接影響著低保政策的正確落實和低保工作的健康發(fā)展。今年下半年，嘉陵街道南街社區(qū)和南河街道南鷹社區(qū)實施的鄉(xiāng)村低保與促進就業(yè)聯動機制試點工作，市區(qū)兩級民政和勞動部門的緊密配合下，街道和社區(qū)工作人員的辛勤努力下，對轄區(qū)內所有低保家庭中有勞動能力人員進行了調查摸底。這項工作才剛剛起步，今后遇到困難和問題還很多，希望區(qū)級有關部門、各相關街道和社區(qū)要提高對這項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增強對這項工作的緊迫感和責任感。

二、緊密配合，加強協作。保證聯動機制穩(wěn)步實施

這一制度的落實，聯動機制以激發(fā)困難群眾就業(yè)再就業(yè)為根本。離不開民政、勞動和財政部門的緊密配合，相互配合是聯動機制得以落實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具體工作中，希望各有關部門要在綜合分析就業(yè)形勢和享受低保待遇人員變化情況的基礎上，依照“保證基本生活，鼓勵勞動自救”原則，針對每個家庭的具體情況，以“區(qū)別不同情況，不同對待、分類實施”因人而宜，積極協助他就業(yè)，確保困難群眾思想穩(wěn)定。

三、探索建立鄉(xiāng)村低保與促進就業(yè)聯動四大機制

要定期到社區(qū)進行基本情況登記，一是建立信息共享機制。有勞動能力的低保對象。確定其求職和培訓意向，街道社會保證服務機構對低保對象逐人逐戶建立就業(yè)服務、家庭經濟收入、失業(yè)狀態(tài)、就業(yè)需求等方面的信息臺帳和數據庫，分別報送區(qū)勞動和民政部門，做到信息共享。

協助低保對象中的4050人員、零就業(yè)家庭”和低保家庭失業(yè)人員充分就業(yè)。依托社會辦學力量，二是建立政策激勵機制。鼓勵用人單位使用低保人員。根據低保對象的就業(yè)和培訓愿望，有針對性地開展短、中期免費職業(yè)技能培訓，提高鄉(xiāng)村低保對象的就業(yè)技能，增強其市場就業(yè)的競爭能力。

強化落實低保對象許諾制度，三是建立聯動約束機制。加強對低保對象的管理。強化落實公益勞動制度。各社區(qū)負責動員、督促本轄區(qū)在勞動年齡范圍內、有勞動能力和條件的鄉(xiāng)村低保人員積極參與職業(yè)指導、就業(yè)培訓和就業(yè)推薦。無正當理由拒絕失業(yè)登記的低保申請家庭，不能享受低保待遇。街道或社區(qū)居民委員會與有勞動能力低保人員簽訂公益性勞動協議書，對無正當理由兩次不參與公益性勞動的低保人員，要按順序暫停其低保待遇。

努力開發(fā)各種公益性崗位，四是建立就業(yè)再就業(yè)幫扶機制。認真開展就業(yè)再就業(yè)幫扶工作。積極推薦低保對象就業(yè)。區(qū)勞動就業(yè)部門、各街道社會保證服務機構根據鄉(xiāng)村低保對象就業(yè)服務臺帳，多渠道采集用工信息，每年為有勞動能力而未培訓的低保對象提供不少于2次免費技能培訓機會，為未就業(yè)的低保對象提供不少于2次職業(yè)介紹。對低保對象中的就業(yè)困難群體，開展“送政策、送技能、送門路、送資金、送崗位、送服務”活動，協助他實現就業(yè)再就業(yè)。

家庭勞動的重要性范文第2篇

許多家長都把孩子的學習成績看得比道德和生活能力更重要，從而放棄或忽略了對孩子的道德和生活能力的關注和培養(yǎng)，他們往往處在這樣一些潛意識的支配下，例如：

1.孩子做不好，弄得亂糟糟的還不如自己來；

2.孩子關心家人或家務耽誤學習；

3.只要學習好，會不會勞動和關心他人都沒關系。

……

生活指導主要是通過對孩子的生活能力、生活方式和生活態(tài)度的教育，幫助孩子形成基本的維持生活的能力，從而豐富和提高生活的內容和質量。在家庭中，孩子應體驗更豐富、更有人情和親情的生活，懂得生命的意義，懂得家庭在人成長中的價值――不僅是給予生命和維持生命的地方，更是支持、豐富人的精神，協調人的情感，解脫壓力的地方。

學會關心，首先是要鍛煉孩子的實際生活能力。生活能力主要包括：

自主安排和計劃生活的能力：包括安排自己的學習時間、生活作息時間、日常活動；計劃和安排家庭日?；顒?、計劃開支等等。

獨立生活的基本能力：包括基本的生活處理、做飯菜、洗衣物、整理衛(wèi)生、購物、乘車、待人接物、自我安全保護等。

關心家庭成員、承擔家庭責任的能力：關心家人健康、承擔家務勞動、參與家庭經濟計劃、決定家庭事務等。

忽視對孩子生活能力的培養(yǎng)是剝奪他們長遠、廣闊發(fā)展的機會，因為，獨立生活是每個人最基本和必需的能力。生活能力及其升華出來的關心他人的品質和書本知識一樣，是需要學習和嚴格要求的；但它又和書本知識的學習不一樣，是需要體驗和直接參與才能學會的。

為此，我們向家長建議：

第一，讓孩子參與一些瑣碎的家務。

有意識地給予孩子以參與家庭生活和勞動的機會有以下一些好處：有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培養(yǎng)勞動能力和勞動中的創(chuàng)造性；體驗父母的辛勞，親近父母；增添生活樂趣，調劑精神；培養(yǎng)家庭責任感。

第二，讓孩子承擔一些家庭責任。

讓孩子分擔一定的家庭責任，參與家事討論，參與家庭經濟管理等。孩子和成人一樣，都希望能夠從工作中去體現自我的重要性，他們會從各種學習以外的勞動和工作中，發(fā)現自我價值。不論是瑣碎的家庭事務，還是成年人認為無足輕重的工作，如果能給孩子參與的機會，將會使他們的性格更完美成熟，生活更快樂，也更富創(chuàng)造性。

第三，父母是生活指導最好的教師。

現在，許多家庭都只有一個孩子，但是，孩子們關心他人的態(tài)度和能力卻大不一樣，這主要是家長引導和教育的差異造成的。一些很勤奮和疼愛孩子的父母卻養(yǎng)成了孩子的懶惰、依賴性強，缺乏責任心，不體諒、不尊重別人的勞動成果的壞毛病，甚至由于生活能力差會影響孩子將來的生活，使生活無序。許多研究表明：在成長期間就參與家務勞動，生活能力得到一定鍛煉的孩子，在長大成人后，各方面的表現都相當成功。在職業(yè)方面，大多數獲得較好的成績；在生活上，對家庭、婚姻及人際關系方面，都有較好的表現，而且生活也較愉快。而那些青少年時期在家庭內外都未承擔任何勞動和責任的人，卻比較易出現心理及精神上不健全的問題，在工作和事業(yè)方面的表現也較差，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易出現某些不良行為。

第四，要了解孩子是否學會了關懷。

家庭勞動的重要性范文第3篇

1997年之后，農民收入的增幅開始下降，農民收入開始進入緩慢增長的階段，農民收入進一步增加變得非常困難，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已經成為擺在黨和政府面前的艱巨任務。

一、農民收入結構和增長源泉變化

我國的農業(yè)是一種典型的資源約束型農業(yè)，耕地面積按20億畝計算，人均只有約1.5畝，這就決定了農業(yè)生產終將受到“耕地資源”瓶頸的制約，進而以農業(yè)生產為主的家庭經營性收入注定無法成為農民收入持續(xù)增長的源泉。

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使糧食產量在80年代初期出現快速增長，但體制因素的能量迅速釋放之后，糧食產量隨之出現徘徊局面。至80年代中后期，在我國某些重要的產糧區(qū)，谷物生產效率已經接近當地耕地光熱水土條件下的生產潛力；在我國蘇南一些地區(qū)，復種指數曾達200%，精耕細作也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理論上說，在糧食單產無法提高的情況下，增加農業(yè)收入還可以通過擴大規(guī)模來實現，但由于人口規(guī)模龐大，我國農戶的耕地規(guī)模卻呈現不增反降的趨勢。因此，在單產增長潛力有限，農戶耕地規(guī)模又無法擴大的情況下，靠經營土地不再能夠維持收入的增加。

農民要想增加收入除了在農業(yè)之外尋求增加收入的途徑別無選擇，而在農業(yè)之外尋求增加收入的途徑其實就意味著尋求非農就業(yè)的機會。對于農民來說，非農就業(yè)機會無非包括兩類，一類是當地的非農工作機會；另一類為外地的非農就業(yè)機會。

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是為農民提供本地非農就業(yè)機會的主要陣地，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在增加農民收入中確實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例如，1985～1992年我國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總產值凈增長5.59倍，其中工業(yè)產值凈增長6.46倍，而同期全國相應產業(yè)的產值增長僅分別為1.22倍與1.71倍。因此，這一期間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發(fā)展速度遠遠超過全國平均發(fā)展速度。盡管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在這一期間呈現擴大趨勢，由1.72倍擴大為2.33倍，但鄉(xiāng)村居民中，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職工收入增長幅度與城市居民基本持平。這從農村居民純收入中生產性收入的增長中看得也很清楚。同期，農民的農業(yè)生產性收入8年中僅增長0.15倍，年均增長1%稍強，而非農收入增長甚快，為農業(yè)性生產收入增長的5倍。

事實正是如此。有研究表明（zhao，1997），農民首先選擇在本地非農就業(yè)，在無法在本地實現非農就業(yè)的情況下才選擇外地的非農就業(yè)機會。而且，選擇到外地從事非農就業(yè)的農業(yè)勞動力大多以“離土不離鄉(xiāng)”的方式進行。因此，在80年代中后期農業(yè)收入增加變得困難之后，非農就業(yè)的工資性收入就成了農民收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其增長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也越來越大。截至到2000年，農業(yè)收入不僅不能使農民收入增加，而且對農民收入增加的貢獻率呈現負值；農民收入增加幾乎完全要依賴工資性收入的增加。

從構成上來看，家庭經營收入和勞動報酬收入仍然是農民收入的主要構成部分，二者相加在農民收入中的比重1993年為95%，到2000年這一比例仍然高達94%，幾乎沒有發(fā)生什么變化。轉移性收入和家庭財產性收入兩項收入合在一起占農民收入的比例一直維持在5%左右。但是，勞動報酬收入和家庭經營性收入在農民收入中的相對重要性則發(fā)生了較大變化。勞動報酬收入在收入中的比重不斷增加，家庭經營性收入在農民收入中的重要性逐漸降低，后者減少的幅度正好等于前者增加的幅度。

與農民收入構成所發(fā)生的變化相比，農民收入來源對增長貢獻的變化則是根本性的。在農民收入的4項來源中，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對增長的貢獻呈現較大波動，其對收入的貢獻有時為正、有時為負，但勞動報酬和家庭經營的貢獻卻發(fā)生了“穩(wěn)定的”和“質的”變化。勞動報酬在1994年時對農民收入的增長貢獻還只有26%多一點，但這一數字呈現出迅速增加的趨勢，到1998年時，勞動報酬對收入增加的貢獻開始超過50%，2000年則超過了100%.而家庭經營性收入的貢獻則發(fā)生了完全相反的變化，1994年時，農民收入增長的一半以上仍然可以由家庭經營性收入的增長來解釋，但這一數字呈現迅速下降的趨勢。到1998年，家庭經營性收入的增長僅能解釋農民收入增長的不足1/4，而在2000年，家庭經營性收入已經無法為農民收入的增加提供任何顯著的貢獻。

綜合農民收入結構和來源的變化，可以看出這樣幾個特點：一是家庭經營性收入仍然是當前農民收入的最主要組成部分，截至到2000年，仍占農民收入的一半以上，但其重要性呈現逐漸減弱趨勢；二是勞動報酬收入在農民收入中的重要性則呈現逐漸增加的趨勢，到2000年，農民收入的近1/3來自勞動報酬收入；三是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仍然無法成為農民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它們只能是農民收入的重要補充；四是農民收入增長的源泉發(fā)生了本質的變化，農民收入增長由過去主要靠家庭經營性收入而轉變?yōu)橹饕蕾噭趧訄蟪晷允杖耄煌瑫r，隨著家庭經營性收入對收入增長貢獻逐漸減少，農民收入增長的源泉變得單一化，即越來越依靠勞動報酬收入的增加。

二、農民收入結構和增長變化的地區(qū)特征

要對農民收入認識得更清楚，分地區(qū)來觀察是非常必要的。1978年，3類地區(qū)農民人均純收入差距較大，東部明顯高出中、西部地區(qū)，中部、西部地區(qū)比較接近，但到2000年，東部地區(qū)增長明顯快于中、西部地區(qū)，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平均名義增長率為14.6%；其次是中部地區(qū)，年平均名義增長率為13.3%；最后是西部地區(qū)，年平均增長率為12.4%.在3類地區(qū)中，東部地區(qū)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快于人均名義gdp的增長率，中部和西部地區(qū)城鎮(zhèn)人均名義增長率也接近于人均名義gdp的增長率。3類地區(qū)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雖然與經濟增長速度基本一致，但是由于地區(qū)間農民人均純收入的起點不同，長期經濟增長不僅沒有縮小地區(qū)之間收入差距，反而造成地區(qū)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從長期來看，農民收入在地區(qū)間不斷擴大的趨勢并沒有得到有效遏制。

從農民收入構成來看，3類地區(qū)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而且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勞動報酬收入和家庭經營收入上，轉移性收入和家庭財產性收入幾乎不存在顯著的地區(qū)差異。在東部地區(qū)，2000年勞動報酬收入占農民收入的比重為46%，家庭經營收入為48%，勞動報酬收入和家庭經營收入在農民收入中幾乎占有相同的地位。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區(qū)，勞動報酬收入占農民收入的比重大大低于家庭經營收入，其中，在中部地區(qū)，2000年勞動報酬收入和家庭經營收入占收入的比重分別為26%和70%，西部地區(qū)2000年相應的數字分別為23%和71%，這說明，在中、西部地區(qū)農民收入依然以家庭經營性收入為主。而轉移性收入和家庭財產性收入二者合在一起僅占農民收入的5%左右，且這一比例自1993年以來在3類地區(qū)間并沒有發(fā)生任何顯著的變化。農民收入構成的地區(qū)差異表明，與東部地區(qū)相比，中、西部地區(qū)的農民收入對家庭經營的依賴性更大，結構相對單一。

農民收入的構成雖然存在著非常顯著的地區(qū)差異，但收入構成的變化趨勢在3類地區(qū)之間則是一致的：無論在東部、中部還是西部地區(qū)，勞動報酬收入的比重都呈現不斷增加的趨勢，而家庭經營收入的比重則呈現不斷減小的趨勢。

從收入來源的貢獻份額來看，3類地區(qū)之間也表現出明顯的差異。這一差異突出地體現在家庭經營收入對增長的不同貢獻上。在東部地區(qū)，家庭經營收入仍然是農民收入增長的源泉之一。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區(qū)，家庭經營收入在最近兩年已經無法為農民收入增長提供“正的”貢獻，尤其是中部地區(qū)，家庭經營收入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連續(xù)兩年為負?？紤]到轉移性收入和家庭財產性收入對收入增長的貢獻呈現出波動的趨向，這兩類收入因而仍然無法成為農民收入增長的穩(wěn)定來源。

上述增長源泉的地區(qū)差異說明，東部地區(qū)農民收入增長的源泉更加多樣化，而中、西部地區(qū)農民收入增長的源泉呈現出單一化的傾向。

需要指出的是，中、西部地區(qū)農民收入增長源泉單一化傾向是在90年代中后期才開始出現的。家庭經營收入對收入增長的貢獻在中、西部地區(qū)突然變?yōu)樨撝?，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引起重視的現象。這說明，在中、西部地區(qū)，1998年之后農業(yè)生產和家庭經營的條件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

進入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農業(yè)生產供求格局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在供求總量上，隨著農業(yè)綜合生產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我國基本結束了過去農產品供給短缺的狀態(tài)，出現了農產品供大于求的局面。二是在供求結構上，隨著消費需求結構的轉變，低質量的大宗農產品不斷出現“賣難”問題，相比之下，高質量的農產品又供不應求。這意味著，農業(yè)生產結構需要根據市場變化來進行調整。三是農產品價格從1996年開始一直下降，到目前仍處于低迷狀態(tài)。因此，過去依靠增加產量實現農民增收的家庭經營方式已不復存在。在農業(yè)收入占中、西部地區(qū)家庭經營收入和農民收入的主要部分的情況下，隨著農產品價格的不斷下降，家庭經營收入對農民收入的貢獻就不可避免地發(fā)生了逆轉，由正變負，中、西部地區(qū)農民收入增長也越來越依靠來自非農產業(yè)的收入的貢獻。

農民收入之所以存在著嚴重的地區(qū)差距，不同地區(qū)農戶所擁有的要素稟賦差異和非農部門發(fā)展狀況是重要的決定因素。根據相關研究（rozelle，1994；張平，1999），改革以來，中國農村區(qū)域間收入差距拉大的最重要的貢獻者是地區(qū)間非農收入的不平等。由于地區(qū)間非農部門發(fā)展特別是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發(fā)展的差距，帶來了不同地區(qū)農村勞動力在就業(yè)機會上的差距。東部地區(qū)比中、西部地區(qū)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發(fā)達，農戶的非農就業(yè)機會多于中、西部地區(qū)，結果造成東部地區(qū)和中、西部地區(qū)農民收入之間差距擴大。除非農就業(yè)因素外，由于中、西部地區(qū)農戶間所擁有的生產資料數量（如生產性固定資源、土地、自然資源等）、人力資本水平與東部地區(qū)存在較大差異，結果造成不同地區(qū)農戶的家庭經營收入也存在著差異。

由此可見，在給定自然資源稟賦的情況下，造成地區(qū)間農民收入差異擴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地區(qū)間非農就業(yè)機會的差距上。尤其在中、西部地區(qū)，農民收入增長幾乎完全依賴非農就業(yè)收入的情況下，缺乏非農就業(yè)機會就意味缺乏提高農民收入的途徑。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農戶，只從事家庭農業(yè)經營的專業(yè)農戶因而是收入最難增加的農戶。如果說增加農民收入的困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qū)，那么，最困難的則是那里的專業(yè)農戶。如何提高專業(yè)農戶的收入并讓他們適當分享社會發(fā)展的成果，不僅是當前我國農業(yè)問題的實質，也是中國社會進一步發(fā)展中必須盡最大力量予以解決的矛盾。對這一問題的處理效果，將直接關系今后農業(yè)的發(fā)展、農村社區(qū)乃至全社會的穩(wěn)定。

三、農民收入差距的地區(qū)格局改變了嗎

農民收入的地區(qū)差異有可能改變嗎？要回答這一問題，首先應該弄清楚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區(qū)是否存在著增長率的差異，其次還要弄清楚這些差異是否表現為有規(guī)律的一致性差異。

如果把不同省份農民收入按照地區(qū)分組，劃分成東部地區(qū)、中部地區(qū)和西部地區(qū)來比較3個組別之間和組別內部的農民收入增長變化格局，就可以進一步觀察農民在3類地區(qū)之間和地區(qū)內部的增長變化規(guī)律。

我們發(fā)現農民收入地區(qū)間增長出現了以下非常有意思的變化規(guī)律：一是地區(qū)間收入差距擴大是農民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成分。二是地區(qū)內部農民收入增長呈現出“俱樂部趨同”趨勢，特別是東部和中部地區(qū)內部，各省之間農民收入趨同速度較快。

地區(qū)間農民收入差距和增長格局所呈現出來的變動趨勢，與蔡昉等（2002）所揭示的地區(qū)間經濟發(fā)展差距變化趨勢是高度一致的。這種變化，不僅與各省的資源稟賦有關，更主要的是與市場化改革和要素市場發(fā)育高度相關。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qū)在市場化改革和勞動力等要素市場發(fā)育上基本上處于由高到低的排序，因此，3類地區(qū)的內部趨同在速度上也出現明顯差異。

在縮小地區(qū)收入差距過程中，我們可以將東部地區(qū)看成領先組，中、西部地區(qū)看成追趕組。中、西部地區(qū)要趕上東部地區(qū)的收入水平，就必須有更快的增長速度。東部地區(qū)發(fā)展經濟的成功經驗，如通過農業(yè)結構調整發(fā)揮比較優(yōu)勢，加速勞動力市場建設，促進要素流動，增加人力資本投資，改善政府服務等都是值得中西部地區(qū)學習的。

通過分析改革以來農民收入的地區(qū)差異，基本上可以得出這樣幾個結論：一是農民收入差異擴大趨勢沒有發(fā)生明顯的變化；二是農民收入增長率的省際差異和收入水平之間并沒有表現出一致性的差異，或者說農民收入在省際之間沒有表現出趨同現象；三是農民收入差距擴大主要來自3大地區(qū)之間，而地區(qū)內部出現增長趨同現象；四是三類地區(qū)內部農民收入增長格局變化與市場化改革和要素市場發(fā)育高度相關。

四、農民收入問題的實質

農民收入結構和來源變化的上述特點決定了農民收入問題的性質發(fā)生了變化。工資性收入不僅在農民收入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且農民收入的增長幾乎完全要依賴工資性收入的增加，這意味著農民收入問題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三農”問題，而是一個和國家的宏觀經濟形勢密切相聯系、甚至和國際經濟變化的大環(huán)境相聯系的問題。這實際上就是農民收入增加在最近幾年越來越困難的真正原因。

當把農民收入問題放到整個國家的宏觀經濟形勢以及世界經濟變化的大環(huán)境中來觀察，則農民收入問題在本質上就變成了農民的非農就業(yè)問題。解決農民收入問題因此就變成了解決非農就業(yè)問題。但是，我國目前面臨的就業(yè)形勢非常嚴峻，城市居民的就業(yè)問題已經成為困擾黨和政府的困難問題，解決農民的就業(yè)問題更談何容易。這就決定了解決農民收入問題決不會一蹴而就，而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任務，它實際上是國家經濟在長期發(fā)展過程中始終要面對的問題。

對比農民收入和就業(yè)形勢的變化，可以容易地發(fā)現二者之間的相關關系：當第二、第三產業(yè)就業(yè)形勢好的時候，農民收入增加就快，當第二、第三產業(yè)就業(yè)形勢變糟糕時，農民收入的增加就變得困難。

家庭勞動的重要性范文第4篇

關鍵詞：勞動收入；財富；信息；資產選擇

文章編號：1003－4625（2008）12－0096－07中圖分類號：F830.59文獻標識碼：A

隨著我國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發(fā)展以及人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的投資意識不斷增強，越來越多的人在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進行投資以獲取收益。在我國，研究勞動收入和家庭財富對家庭的資產選擇行為的影響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國外學者對有關勞動收入與資產選擇，財富與資產選擇以及在房產和股票上進行的資產選擇等家庭投資行為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結論。本文試圖對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綜述，以期對研究我國的家庭投資行為有一定的參考和借鑒作用。

一、 勞動收入和資產選擇

每一個投資者都遭遇了在生命周期中的資產組合選擇問題。流行的金融書籍和理財顧問都建議隨著投資者變老退休，應該把金融資產組合從風險資產轉移到類似國庫券的安全資產上，這樣做的經濟判斷是什么？

Samuelson(1969)開始致力于生命周期中資產選擇問題的研究，提出“商人的風險”這個概念，例如，建議年輕的商人才能持有風險資產股票。但是，得出這個結論是在一系列的假設的基礎上，包括回報獨立、同一地分布，市場無摩擦，不存在勞動收入。

當討論生命周期中的資產組合時需要考慮的一個關鍵要素是勞動收入和與之聯系的風險。資產組合選擇依賴勞動收入流的水平和風險在生命周期中改變的程度，勞動收入的存在能提供一個理性的、隨著年齡變化的投資戰(zhàn)略，不依賴預期的資產回報。

從Merton(1971)的研究工作分析，引入勞動收入這個因素是很好理解的。但是，當在數量上研究分析資產組合選擇時，市場不完全看起來是被考慮的一個重要特征。因為道德風險問題，很多投資者面臨阻止他們把未來勞動收入資本化的制度約束。甚至，明確地針對勞動收入風險的保險市場并沒有很好地發(fā)展起來以至于很多投資者面臨沒有保險的勞動收入風險。

JoãoF.Cocco、FrancisoJ.Gomes和Pascal J.Maenhout（2005）使用符合實際的校準模型對最優(yōu)資產組合和儲蓄決策從數量上予以解決。他們考慮一個活著的生命有限，面臨道德風險的投資者，受借貸約束和短期銷售約束，能獲得勞動收入。使用收入動態(tài)面板數據研究（PSID）對勞動收入狀況和其風險特征進行估計。數據集包含勞動收入的準確信息和個體控制變量。人把他的儲蓄投資在兩類資產：無風險資產和風險資產。投資回報可能與勞動收入變動正相關。

為了弄清楚勞動收入風險對資產組合分配的影響，重要的是必須認識到勞動收入流構成持有一種資產的內涵。JoãoF.Cocco、FrancisoJ.Gomes和Pascal J.Maenhout（2005）研究表明勞動收入充當了對無風險資產持有的替代。如果他們在估計的價值上設定勞動收入風險和股票市場風險是相關的。這些結果證實了Heaton 和Lucas(1997)獲得的早期結果，也與Jagannathan 和 Kocherlakota(1996)提出的直覺相符。

在JoãoF.Cocco、FrancisoJ.Gomes和Pascal J.Maenhout（2005）的模型中，生命中勞動收入狀況的形成吸引投資者隨著年齡的增長減少股票持有的比例，因而提供了在流行的金融文獻中理性的建議。隨著投資者年齡的增長，完全的以勞動收入形式的無風險資產持有失去了重要性，導致她在金融資產組合中明確地持有更多的無風險資產。投資者受到更多的勞動收入風險的約束，在資產組合中持有比較少的股票，以至于勞動收入風險擠出了資產持有風險。

有好幾篇文章研究勞動收入風險對資產組合的影響。Heaton 和 Lucas(1997)，Koo(1998)和Viceira(2001)考慮的無保險勞動收入風險的資產組合選擇的無窮大――范圍模型。Viceira(2001)通過永遠零勞動收入的固定概率獲得退休效應。由于它們穩(wěn)定的本質，無窮大――范圍模型更不適合研究生命周期問題。更精確地說，JoãoF.Cocco、FrancisoJ.Gomes和Pascal J.Maenhout（2005）一個重要的發(fā)現是資產組合的重要決定因素是累計財富在預計將來的勞動收入中占的比率，這個預計將來的勞動收入顯然不是穩(wěn)定的。他們研究的主要貢獻是很現實地解決了被校準的消費的生命周期模型和無勞動收入風險保險的資產組合選擇，這個無勞動收入風險保險能使他們獲得對市場不完全性的重要性和對投資行為的勞動收入風險的測量。他們能計量與現實中各種各樣的投資者可選擇的資產組合法則有聯系的效應成本。

JoãoF.Cocco、FrancisoJ.Gomes和Pascal J.Maenhout（2005）發(fā)展了一個數理的并按照實際進行校準的模型解決面臨勞動收入不確定性的有限生命時間的個人的最優(yōu)消費和資產組合決策，這個人可以投資風險資產或無風險資產。即使勞動收入是有風險的，最優(yōu)的資產組合法則表明與股票回報不相關的勞動收入被視為對無風險資產比對股票更接近的替代。因此，勞動收入的存在增加了對股票的需求，特別是在生命的早期。JoãoF.Cocco、FrancisoJ.Gomes和Pascal J.Maenhout（2005）調查了什么能降低對股票的平均配置，因而使用模型進行經驗預測更接近通過數據進行的觀察。在所有研究擴展中，JoãoF.Cocco、FrancisoJ.Gomes和Pascal J.Maenhout（2005）實證研究發(fā)現了災難性勞動收入引起平均對股票投資的分配的校準概率大大降低。

JoãoF.Cocco、FrancisoJ.Gomes和Pascal J.Maenhout（2005）研究表明，借貸能力和資產組合分配的關鍵決定因素是收入分配的低邊界。這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問題。正像災難性勞動收入引起的場面，社會保障限制使勞動收入遠離零。有限制性收入過程的投資者面臨一個正的內生的借貸限制，結果，當他們年輕的時候持有負的財富，因而不投資股票。在資產組合分配的生命周期類型中，在股票上的投資隨著年齡的增加而減少。事實上，勞動收入輪廓線是向下傾斜的。隨著年齡的增加，勞動收入變得不那么重要，因而，內含的無風險資產持有被它所替代。投資者最優(yōu)的反應是把他們的金融資產組合變?yōu)闊o風險資產。JoãoF.Cocco、FrancisoJ.Gomes和Pascal J.Maenhout（2005）的研究粗略地支持了流行的金融學著作和金融咨詢師所提出的投資建議，那就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把資產組合朝著相對安全的資產轉移。但是，這個建議是不精確的，獨立于風險厭惡和勞動收入風險。JoãoF.Cocco、FrancisoJ.Gomes和Pascal J.Maenhout（2005）也報告了忽略勞動收入存在的投資戰(zhàn)略的實際懲罰，更不必說對那些一點也不投資在股票上的人。

二、財富、信息獲取和資產選擇

財富對一個家庭對風險資產需求的影響一直被研究，Cohn et al.(1975) 以及 Friend 和Blume(1975)在這方面進行開創(chuàng)性的研究工作。他們研究認為家庭在股票上的投資的比例隨著他們財富的增加而增加。最近幾個使用不同數據集和估計技術的研究證實了他們的觀察。對被觀察的股票投資組合的類型的普遍解釋是隨著財富的增加，風險厭惡程度降低。Morin 和Suarez(1983)使用資產組合數據引出家庭的偏好以及從股票的觀察中得出結論是有關風險厭惡正在下降。但是，從資產組合的數據中得出要點是，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有關風險厭惡降低。幾個研究反對這個使用包含關于對風險態(tài)度的數據的假設，如農戶數據、調查數據或實驗數據等。這里，JoёlPeress(2004)建議對觀察到的股票資產組合和財富的類型的一個可選擇的解釋。這個解釋只需要對隨著財富的增加絕對的風險厭惡減少這個假設得到所有實證研究的支持。

除了絕對的風險厭惡減少，JoёlPeress(2004)文章中提供的解釋依賴有成本的股票信息獲取的可能性。盡管它們是不可直接觀察的，有證據證明在信息上的差異對投資者的決策確實產生影響，這些差異也與家庭可測量的特性如財富有關。一些在歐洲和美國的調查證實了信息對股票所有權的重要性。會計上的研究表明，小的交易比大的交易對盈利消息做出的反應小，這表明富裕的投資者比貧窮的投資者處理這些消息，調整他們的操作的速度要快。JoёlPeress(2004)這篇文章通過信息上的內生差異解釋了股票持有和財富的橫截面類型。JoёlPeress(2004)明確地建立投資者怎樣獲取信息的模型。JoёlPeress(2004)表明盡管他們沒有比較低的風險厭惡，富裕的投資者把大比例的財富放在股票上。原因是信息的價值隨著投資量的增加而增加，而信息的成本并沒有增加。這就暗示人使用更多的投資去獲取信息。因而他們購買更多的股票，持有大比例的股票資產組合。因而，他們這樣做并不是因為他們不是風險厭惡者，但是，因為股票對他們來說風險比較小。重要的是，這個結果不依賴增加回報的任何形式，規(guī)模的擴大是因為技術和偏好：盡管存在嚴格的凸的信息獲取成本以及風險厭惡的增加。

JoёlPeress（2004）的模型是建立在Grossman 和Stiglitz(1980)以及Verrecchia(1982)的研究的基礎之上的。在Grossman 和Stiglitz(1980)的研究中，交易者可能購買一只股票回報方面的私人信息，他們在市場上利用這只股票進行交易。他們的信息顯示了均衡價格，但是只有部分因為系統存在一些噪音。在Verrecchia(1982)的研究中，交易者被允許繼續(xù)選擇他們私人信號的精確性。這些非對稱信息下的理性預期模型的一個關鍵假設是人有絕對的風險厭惡效應。因而，這些模型忽略了財富的作用，盡管財富是股票持有的重要決定因素。為了捕捉財富效應，JoёlPeress(2004)在一般偏好下解決這個模型。通過一個小的風險近似值得出一個封閉形式的解決辦法。這篇論文的觀點是，只要絕對風險厭惡隨著財富的增加而減少，獲取私人信息將增加投資回報，即使它反映的是公開信號。

最后，JoёlPeress（2004）研究財富不平等和股票價格之間的聯系。因為信息產生增加的回報，對股票需求是財富的凸函數。因而，財富分布越是不平等，股票價格就越高。相反，富有的投資者在資產組合中獲得比較高的預期回報，比較高的方差以及比較高的夏普（Sharpe）率。因此，最終財富的分布比初始財富的分布更加不平等。

JoёlPeress（2004）的研究是受一個家庭在股票上的投資隨著他們的財富增加而增加這個觀察結果所激發(fā)而開始的，所以，第一，我們必須知道如何使股票資產組合被計量更精確。股票是指通過共同基金直接或間接持有的股份。第二，依賴于如何對待房產，對風險資產股票的資產組合的財富效應，不同的研究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但是，都同意在股票上投資的金融資產的比例隨著金融財富的增加而增加。第三，股票資產組合被計算的條件是擁有一些股票。因而，JoёlPeress(2004)研究的目的是解釋家庭投資在風險資產金融財富上的比例，包括直接和間接投資，條件是成為一個股票持有者。

最近幾篇研究文章估計股票資產組合對財富的彈性在0.1左右。研究者使用了不同的數據集和經濟計量技術，但是所有研究都遵守以上三點。Vissing-Jorgensen(2002) 依賴對模型的規(guī)范，使用收入動態(tài)的面板研究估計發(fā)現股票資產組合對財富的彈性分別是0.09，0.12和0.10。Bertaut 和Starr-McCluer(2002)使用幾個波段消費者金融調查發(fā)現的估計結果分別為0.17，0.04和0.06。最后，Perraudin 和 Sorensen(2000)使用1983年消費者金融調查發(fā)現的估計結果為0.09。

與不斷減少的絕對風險厭惡對比，外部資產組合數據沒有對不斷減少的相對風險厭惡提供足夠的支持。實證反而指出了在信息不能獲取的環(huán)境下不斷增加或不變的相對風險厭惡。首先，農業(yè)經濟學使用農戶在不同風險的作物之間分配他們的土地的數據進行研究，與投資者在不同證券之間分配他們的財富的方式相同。Saha,Shumway 和Talpaz(1994)以及Bar-Shira，Just和Zilberman(1997)使用不同的估計技術和數據集發(fā)現了不斷減少的絕對風險厭惡和不斷增加的相對風險厭惡的清晰類型。其次，設計調查問卷，通過某種碰運氣的事問一些問題，探出調查對象的風險厭惡。Barsky et al.(1997)提出了健康和退休了的調查對象研究涉及碰到新工作的運氣，發(fā)現相對風險厭惡出現以及隨著財富的增加而下降。這表明絕對風險厭惡是財富的減函數，而相對風險厭惡是財富的增函數。進而，當風險資產股票的資產組合與風險厭惡、財富和其他人口統計變量的測量進行回歸時，風險資產股票的資產組合與風險厭惡的相關系數顯著為負，與財富的相關系數顯著為正，表明財富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而沒有獲得風險厭惡發(fā)揮作用的結論。

最后，實證研究對風險厭惡提供了一些有興趣的視角。Gordon ，Paradis 和 Rorke(1972)，Binswanger(1981),以及Quizon,Binswanger 和 Machina(1984)提出了一些有真實獎牌的賭博項目。結果是他們用來賭博的財富的比例隨著他們財富的增加而減少，表明增加了相對風險厭惡。但是，這種類型與美國家庭資產組合數據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財富對信息影響的實證研究主要依賴調查。Lewellen ，Lease 和 Schlarbaum(1977)請求一個大的美國零售經紀人的客戶花多少錢在金融期刊、投資研究服務和專業(yè)咨詢上的樣本。他們發(fā)現隨著收入的增加，信息費用支出增加很顯著。同樣，Donkers 和Van Soest(1999)使用從Dutch調查中獲得的數據，這些數據包含了在金融事件上利益的信息，表明信息與收入存在顯著的正相關。

JoёlPeress（2004）研究表明富裕的家庭獲得更多的信息，因而對股票的需求是財富的凸函數。這就意味著如果把1美元從一個貧困人那里轉移到一個富裕的投資者那里，富裕人對股票的需求增加將大于貧困人對股票需求的下降，最終導致總的需求增加。因而，股票價格將上升。簡而言之，財富分布越不平等，股票的風險溢價越小。有趣的是，這是一個不考慮相對風險厭惡的例子。信息通過價格供給也隨著財富的不平等而增加。

JoёlPeress（2004）研究了財富分布不平等對股票價格的影響，但是，他也看到了在股票和財富不平等上顛倒的因果關系。眾所周知，財富分布是不均等的。例如在美國，最上層的少數家庭掌握金融財富的82.9%。而一些因素可能解釋這些差異，這個模型集中在對資產有成本信息利用的作用上。這個模型表明信息如何產生放大了財富不平等的不斷增加的回報。富有的投資人在其資產組合上獲得了更多的信息，更多的股票以及更高的預期回報，更高的方差和更高的夏普率（Sharpe ratio）。根據預期財富測量的最終財富的分布比初始財富的分布更不平等。

除了理性的范式分析，有人可能呼吁用投資者的生理解釋資產組合決策。的確，行為科學家已經指出了許多影響投資人的理念和偏好的決策。例如，損失厭惡，樂觀主義和過度自信等都可能影響投資決策。重要的是，生理偏好解釋為什么富裕家庭投資他們財富的大的比例在股票上需要投資在股票上的比例隨著財富的變化而變化。行為研究的文獻沒有報告這方面的實證研究。有人認為，可能從偶然的觀察，一些偏好隨著財富的變化而變化。例如，富裕的人可能更加過度自信，也可能更過分估計了風險回報率。

JoёlPeress（2004）研究了如何區(qū)分資產選擇組合的兩個模型，即信息模型和降低的相對風險厭惡模型。在一個信息不對稱的經濟中，投資者不能獲得信息，但他們的相對風險厭惡、預期超額回報、方差和夏普率（Sharpe ratio）在投資者在時期0的資產組合中是不同的。顯然，夏普率（Sharpe ratio）獨立于風險厭惡，因而也獨立于財富。這個觀察提出了檢驗信息模型與風險厭惡模型差異的簡單方法。的確，在信息模型中，只要絕對風險厭惡減少，投資者資產組合的夏普率（Sharpe ratio）隨著他的財富的增加而增加。在信息模型中，投資者有相同的效應函數，但是面臨不同的效用邊界，而在風險厭惡模型中，投資者有不同的效用函數，但有相同的效率邊界。Yitzhaki(1987)通過部分方式檢驗這些模型。他使用58，000份報告1962年到1973年股票資本收益的聯邦收入稅收回報來檢驗資本回報和收入的關系。他把其樣本分為5個收入組，把交易分為11個股票持有期，他計算了股票回報。他發(fā)現，股票持有期不變，但是股票回報和標準差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不幸的是，Yitzhaki沒有檢驗夏普率（Sharpe ratio）和收入的關系。Massa 和Simonov(2003)結合了一些數據集，產生了一個瑞典家庭的綜合樣本，這些樣本包括財富，股票持有的信息（直接和間接）以及資本收益和虧損等方面的信息。他們的數據覆蓋了98%在1995－1999年公開上市的瑞典公司的市場資本（大約每年有300，000個家庭）。他們把樣本分為兩組，富裕的和不太富裕的，然后，按照其金融資產，把其財富分等級。他們對不同的組計算一年時期的夏普率（Sharpe ratio）發(fā)現富裕的家庭的夏普率（Sharpe ratio）要大于不太富裕的家庭，在富裕的家庭中，擁有高水平金融資產的家庭的夏普率（Sharpe ratio）比較高。因此，目前的實證研究支持信息模型，但是，要證明這些結論還需要更多的研究。

JoёlPeress（2004）研究的目的是解釋由于財富的差異導致私人信息的差異，從而引起家庭的資產組合的差異。在理性預期均衡中，價格部分地反映了私人信息，因而抑制了把資源花費在信息上的激勵。JoёlPeress(2004)研究中假設隨著財富的增加，絕對風險厭惡下降，但是，對相對風險厭惡沒有作類似的假設。從這個假設和有成本的信息的利用來看，這個模型表明信息的需求隨著財富的增加而增加。他們財富投資在股票上的份額隨著他們財富的增加而增加。這個結果與沒有降低相對風險厭惡這個尚未經過實證檢驗的數據相符，也進行了理性的解釋。此外，JoёlPeress(2004)研究表明對股票有成本的信息的有效利用加劇了財富的不平等，因為對信息有一個增加的回報，富裕的人獲得更多的信息，更多的股票，因而在他們的資產組合上獲得更高的夏普率（Sharpe ratio）。JoёlPeress(2004)還研究了信息和具有不同意義的資產選擇降低的風險厭惡模型對于初始財富與平均回報，回報的標準差以及能夠被利用并分別告訴他們的夏普率（Sharpe ratio）有怎樣的影響。

當前的模型基本是靜態(tài)的，它強調了股票所有權的橫截面，把它擴展到動態(tài)模型是很有趣的。因為必須保留財富分布變化的軌跡，所以動態(tài)研究很困難。把這個模型擴展到多資產環(huán)境，研究不同類型的股票在房產持有者之間的分布也是很有趣的。假設某個人能獲得關于單個股票的信息，這些股票與不同的信息技術是聯系在一起的。這些信息技術有的便宜，有的昂貴。在這些設定下，能研究直接持有股票和間接持有股票的分布，國外的和國內的股票，已經存在的和新發(fā)行的股票的分布。在多股票模型中，投資者獲取的大企業(yè)的信息比小企業(yè)的信息多，因為他們把大比例的財富放在大企業(yè)上。實證研究也表明，企業(yè)越大，私人信息的生產越多。

三、資產選擇：房產與股票

在很多投資者的資產組合中，房子是惟一的最重要資產。房子的價格風險和房產投資的非流動性本質導致投資者減少他們對股票市場的投資。對于年輕且貧窮的住房擁有者來說，在房地產上的投資通常是通過按揭貸款合同獲得房地產。Heaton 和 Lucas(2000a)研究發(fā)現與金融資產有關的股票“比較高的按揭導致比較高的股票持有，指出一些股票是間接通過按揭貸款來進行融資的。”為什么居住的房地產風險性的杠桿融資與比較大的風險金融資產投資有著密切的聯系？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JoãoF.Cocco(2004)建立了一個天生具有不可交易人力資本的投資者的最優(yōu)資產組合和消費決策的模型。人力資本以勞動收入的形式產生紅利。房產所有權也產生紅利，但是，以投資者獲得效應這種消費服務的形式產生。因而，在JoãoF.Cocco(2004)的模型中，房產具有兩個方面的作用，即作為資產組合中的資產和消費產品。房產的價值限制了其作為投資者資產組合的杠扛作用的程度，投資者在風險資產（股票）和無風險金融資產中分配他們的儲蓄。

JoãoF.Cocco（2004）假設股票市場參與有一個固定的成本，研究房產投資如何影響投資者支付固定成本的意愿。在房產上的投資可能影響投資者的資產組合構成，因為居民房地產的價格可能與勞動收入的變化及股票回報相關。JoãoF.Cocco(2004)使用PSID數據估計這些相關性，研究發(fā)現總收入變動與房地產價格變動存在很強的正相關，但是總收入變化與股票回報不相關。這些相關性用來作為模型的參數。

結果表明，投資房地產在解釋財富組合和在資產組合數據中觀察的持股水平橫截面變量的類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由于在房地產上的投資，比較年輕和貧窮的投資者只有有限的金融財富投資在股票上，減少了參與股票市場的收益。JoãoF.Cocco(2004)研究發(fā)現，房價風險擠出了股票持有量，這對高的和低的金融凈資產投資者都是如此，但是，這種擠出效應在低的金融凈價值水平上比較大。房價風險的擠出效應和最小的房子大小是解釋數據中觀察到的持股水平的重要方面。

最后，這個模型提供了為什么在橫截面數據中，杠桿使用和在風險金融資產上的投資出現正相關，由于房產消費的大小，擁有更多人力資本的投資者獲得更多昂貴的房產，也借更多的錢。大量的文獻研究資產組合選擇，但是大多數文獻忽視了房產。Grossman 和Laroque（1991）發(fā)展了一個存在無限期生命投資者獲得效應的單個非流動性耐用消費品資產分配模型。Cuoco 和 Liu(2000)考慮一個可分的耐用商品。他們的分析沒有考慮在這篇文章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房子的價格風險和非貿易收入。

Yao 和Zhang（2004）也研究了房產對流動財富在股票和債券中進行資產組合分配的影響。他們發(fā)現當投資者對租房還是擁有一套房子漠不關心時，他們在擁有房子和租房上選擇不同的資產組合分配，當擁有一套房子時，投資者選擇風險資產股票替代房產權益，但是，在他們的流動金融資產組合（股票和債券）中，持有更高比例的股票。與Yao 和Zhang（2004）不同，JoãoF.Cocco(2004)不研究租房和擁有房對資產組合分配決策的影響，但是，JoãoF.Cocco(2004)的模型吸收了一個股票市場參與的固定成本，他研究了房地產投資如何影響投資者支付固定成本的意愿。這對解釋有限的股票市場參與是很重要的。

關于存在非交易收入的資產組合的理論文獻表明，當勞動收入波動與股票回報不相關時，勞動收入更類似于國庫券而不是股票[Jagannathan and Kocherlakota(1996),Heaton and Lucas(1997)]。這對投資者在生命周期中的資產組合產生作用：隨著投資者年齡增加，以將來勞動收入形式持有的國庫券變得不重要，投資者通過向無風險的債券轉移資產組合分配來補償這種減少[Viceira(2001)]。因而，理論文獻預測投資在股票上的資產組合的份額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減少。但是，實證研究的文獻發(fā)現投資在股票上的資產組合的份額實際上隨著年齡的增加而增加，一些混合的證據指出在生命的后期會輕微下降。JoãoF.Cocco(2004)使用模型預測表明在生命周期中，股票和債券份額的變化與流動資產有關。這個擁有房產的模型預測隨著年齡的增加，在股票上的投資增加。在生命的早期，投資在房產上使流動資產低，投資者選擇不支付參與股票市場需要支付的固定成本。對于在低年齡階段的投資者，流動資產只有金融資產的3%。只有在生命的晚期，當流動資產變得足夠的多，股票市場參與才變得更普遍。

在生命的晚期，房產的存在也阻止在流動資產中股票份額的降低。在擁有房產的模型中，隨著投資者年齡的增加，流動資產與其他資產持有對于將來的消費不是特別相關。在他們的流動資產組合中，老的投資者更愿意接受風險，因為將來的消費與流動資產組合的回報不相關。JoãoF.Cocco(2004)考慮總的資產時發(fā)現，在生命周期中資產配置的類型也有一些突然的變化：當測量與金融資產有關時，房地產的重要性在生命周期中下降，而當測量與總資產有關時，房地產在整個生命中的重要性增加。在他的模型中，這些類型上的變化是由于隨著投資者年齡的增加，資本化勞動收入的重要性下降。

JoãoF.Cocco（2004）研究在存在房產的情況下的資產組合。這是很重要的，因為房產在很多投資者的資產組合中是惟一的最重要的資產。在房產上的投資對在股票和國債上的資產積累和資產組合選擇有重要的作用。在生命的早期，金融資產凈價值處于低水平，手里的流動資產低，減少了股票市場參與的收益。房產價格風險擠出了股票持有，這種擠出效應對低的金融凈價值比較大。對于更大杠桿作用的資產組合的投資者，資本化的勞動收入是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比較高的資本化勞動收入資產組合向股票轉移，以至于杠桿作用于股票持有趨向于正相關。

四、結論

本文對國外有關家庭勞動收入與資產選擇，財富與資產選擇以及在房產和股票上進行的資產選擇的有關研究文獻進行了綜述。一些學者研究認為勞動收入的形成吸引投資者隨著年齡的增長減少股票持有的比例，因而提供了在流行的金融文獻中理性的建議的證據。一些學者研究認為家庭在股票上的投資的比例隨著他們財富的增加而增加。一些學者研究發(fā)現富裕的家庭獲得更多的信息，因為信息產生增加的回報，因而對股票的需求是財富的凸函數。還有學者研究發(fā)現房價風險擠出了股票持有量，這對高的和低的金融凈資產投資者都是如此，但是，這種擠出效應在低的金融凈價值水平上比較大。在生命的晚期，房產的存在也阻止在流動資產中股票份額的降低。在擁有房產的模型中，隨著投資者年齡的增加，流動資產與其他資產持有對于將來的消費不是特別相關?？傮w而言，國外學者對家庭勞動收入、財富與資產選擇行為有了一定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對研究我國家庭投資行為有一定的參考和借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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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勞動的重要性范文第5篇

【關鍵詞】家庭養(yǎng)老；“三支柱”；“五支柱”；中華傳統文化

一、家庭養(yǎng)老的興盛

（一）家庭養(yǎng)老的運行機制

“孝”作為一種規(guī)范，主要是用在家庭之中的。在儒家文化中，家庭是將國家和個人緊密聯系起來的共同體，一直是中國社會的核心。中國歷來重視家庭的作用，時至今日我們依然把家庭稱作“社會的細胞”。由于家庭的核心地位，中國古代許多制度設計也是建立在家庭的基礎之上的，這其中包括養(yǎng)老保險等保障制度。“養(yǎng)兒防老”是中國古代最常見的養(yǎng)老方式，他們通過生養(yǎng)子女――尤其是兒子――來解決養(yǎng)老問題的。用現代社會保障的觀點來看，生育和撫養(yǎng)子女的花費，可以被看成是正值勞動年齡的父母為將來養(yǎng)老而繳納的保障基金。這筆基金隨著子女年齡的增長而逐年繳納和積累，在子女的逐步成長中得以保值與增值。當父母老年喪失勞動能力時，當子女成年進人勞動年齡時，原先所繳納的養(yǎng)老保障金就開始給付，直至父母去世。在中國傳統家庭中，老人的生老病死風險全由家庭提供保障；家庭保障的費用支出全部由家庭承擔，保障基金的積累增值、代際之間的轉移支付等等過程，應在家庭中完成。家長統籌安排，其他成員各盡其責。

（二）家庭養(yǎng)老興盛的原因

家庭養(yǎng)老在我國古代處于主流地位，這其中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1．農業(yè)經濟的限制。中國古代農業(yè)經濟十分發(fā)達，但是一直是依賴于人力手工勞動，而沒有大機器生產。這就要求有大量的青壯年人口才有充足的生產力。因此，“人多力量大”在農業(yè)社會是成立的，農業(yè)社會的人們也傾向于用生育人口來增加勞動力。這樣，中國古代的人們就樂于多生孩子，“多子多?！币渤闪巳藗兊男拍??！岸嘧佣喔！钡暮侠硇圆粌H在于有家庭里有充足的勞動力可以用來耕種，還在于當自己年老時，有許多孩子可以共同照顧自己，不僅自己得到的贍養(yǎng)比較充足，而且每個孩子肩上的負擔相比那些孩子比較少的家庭也輕一些。此外，土地將家庭成員綁在一起，再加上客觀條件的限制，世世代代的人們總是生活在同一個地方，相互聯系十分緊密，同代人、不同代人彼此之間的感情也都相當濃厚，這都有利于家庭養(yǎng)老的實現。

2．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十分重視家庭。由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家國同構”的認知和儒家文化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就可以看出家在中國文化中的重要性。因此，可以中國傳統文化相當一部分是用來調適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的。例如儒家強調“尊尊”、“親親”、“孝悌”等價值，強調家庭的和諧與家人的互信、互助等。這些思想都對家庭養(yǎng)老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孝道思想。“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即是說假如父親母親還在世的話，就要在父母身邊照應著；假如真的要出遠門的話，也要讓父母知道自己去哪里，以方便他們聯系到自己。這充分說明了家人之間、尤其是兩代人之間的緊密聯系。

3．家庭養(yǎng)老的優(yōu)越性。父母在壯年時，生養(yǎng)孩子；當孩子成年父母衰老時，孩子贍養(yǎng)父母，這是天經地義、符合人之常情的事情。傳統中國不是法治國家，而是以德治國的國家，因此相比于市場經濟，交易雙方成本很高，并且當一方違約的時候，缺少法律制裁。對應到養(yǎng)老保障領域，也就是說，如果養(yǎng)老保障由陌生人提供，傳統中國缺乏一個良好的機制來約束人們的行為，極有可能造成對提供保障義務的不履行。而由于長期生活在一起，孩子與父母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父母對孩子慈愛，孩子對父母充滿了信任、尊敬、愛戴、感激之情。因此，孩子對年老的父母的贍養(yǎng)是出于真情的，孩子對父母的贍養(yǎng)不僅是物質上的，還是精神上、情感上的，因此家庭養(yǎng)老的質量會更高。另外，孩子與父母之間的彼此熟識也使得家庭養(yǎng)老更有效，更能有針對性地贍養(yǎng)。這些都是其他養(yǎng)老方式所不能比擬的。

二、家庭養(yǎng)老的衰退

（一）家庭結構和家庭觀念的變化

現代化的進程不僅沖擊了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家庭的結構以及人們對家庭的觀念。傳統家庭一般是大家庭結構，“三世同堂”、“四世同堂”是極為常見的現象，甚至伯叔姑舅也會住在一起。然而現在中國的家庭已經受到了來自現代化和全球化浪潮的沖擊。其變化如下

1．家庭結構的小型化趨勢不斷演進。家庭由傳統的大家庭向小家庭的演變，其表征為：家庭人口數量減少，不僅伯叔姑舅不再住在一起，而且子女的數量也大大減少；多代家庭在家庭結構中的比重下降，“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結構逐漸瓦解，因為現在新婚夫婦多不愿與父母住在一起。

2．家庭模式多元化趨勢明顯。在家庭結構小型化的同時，家庭結構還呈現出以核心化家庭為主，小家庭式樣愈益多樣化的趨勢。其主要特征為非核心化的小家庭式樣，如空巢家庭、丁克家庭即夫妻無子女家庭）、單身家庭、單親家庭等等，正在構成中國城鄉(xiāng)家庭結構的重要特征。

3．“4-2-1”家庭在中國的崛起。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鼓勵每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這導致了“4-2-1”家庭結構的出現，即4個老人（祖父母、外祖父母）、2個大人（父母）、1個獨生孩子的結構。這種結構使得一個成年人要同時養(yǎng)育好幾個老人，而沒有兄弟姐妹來共同分擔贍養(yǎng)的責任，加大了家庭養(yǎng)老的負擔。

4．家庭觀念的變化。個人主義思潮的洶涌、婚戀觀的巨變、以孩子為中心的取向、擁有獨立住所的渴望、到沿海地區(qū)工作的理想都導致家庭在人們心中重要性下降。這些與家庭結構的變遷相互影響，共同沖淡了傳統大家庭內部的親密與團結，也弱化了家庭在提供養(yǎng)老保障上的作用。

（二）新背景下對家庭保障的質疑

1．家庭保障承擔風險的能力不如政府強。因為家庭作為一個風險分擔的單位是比較小的，因此風險比較難分散。并不是每一個家庭都能過抵擋得住不期而至的大小風險，尤其是在比較困難的時期，以及在目前正在抬頭的個人主義思潮的背景下。在中國經常能見到這樣的情況，就是作為家庭支柱的成年人死了，或者家庭遭遇了很大的災難，那么這個家庭就會衰落，甚至垮掉。

2．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不平等。在中國傳統家庭中，父母地位比較高，孩子比較低。這樣在家庭中每個人的權責就不對等。孩子得聽父母的話，他們承擔較多的責任卻享受享受較少的權利。而且在古代中國，父母掌握著土地，孩子為了能夠獲得生產資料也不敢違背父母的意志，這樣子就扼殺了中國人的個性、創(chuàng)造力。

3．家庭保障退出機制差。由于家庭成員的各自的地位身份是強制的、無法選擇的，因此一旦出生了就無法退出這種家庭保障機制。如果一個人退出了這種機制，即不贍養(yǎng)父母、不聽父母的話，他就沒法在附近的生活圈繼續(xù)生活下去。這樣實際上是對個人的權利的侵犯、對個性的壓制。

三、家庭養(yǎng)老的新定位

（一）從“三支柱”到“五支柱”

1994年，世界銀行提出了養(yǎng)老金“三支柱”模式：“第一支柱”是政府向全體就業(yè)人員提供的公共養(yǎng)老金計劃；“第二支柱”是公部門和私部門的雇主向雇員提供的一種輔補充養(yǎng)老金計劃，后來被稱為“企業(yè)年金”；“第三支柱”是個人的儲蓄養(yǎng)老金計劃。不過，世界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三支柱”模式的不足日益暴露出來，養(yǎng)老金模式亟待創(chuàng)新。11年之后，也就是2005年，世界銀行發(fā)表報告《21世紀的老年收入保障――養(yǎng)老金制度改革國際比較》，對“三支柱”模型進行了回顧和總結，并提出“五支柱”模型。此模型增加與更新了“三支柱”模式的內容，建議建立普享型“零支柱”，將養(yǎng)老保險體系擴大覆蓋到所有老年群體，以國民養(yǎng)老金形式提供最低水平的保障；另外認識到家庭保障的重要性，將家庭保障與待機轉移作為“第四支柱”。

（二）中國家庭養(yǎng)老的未來展望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傳統家庭的結構，雖然經受了現代化浪潮的沖擊，發(fā)生了一些變化，以后也還會繼續(xù)變化著，但是中國傳統家庭結構的根基并投有被完全沖垮，中國許多家庭――尤其是在農村地區(qū)、不發(fā)達地區(qū)――依然保持著傳統家庭的主要結構以及養(yǎng)老功能。

中國傳統文化雖然也經歷了風風雨雨，但是還有許多思想沉淀在中國人的血液里，例如孝道的思想。今日的中國人依然對父母持有敬意、信任、感激之情，這都對繼續(xù)發(fā)揮家庭的養(yǎng)老作用有積極地貢獻。

世界銀行提倡的“五支柱”養(yǎng)老金模式截至目前已經體現了巨大的優(yōu)越性，在許多國家進行了實踐，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已經逐步得到了多國的肯定。我國養(yǎng)老保障制度為了更好的發(fā)展，應該吸取世界銀行的思想和建議，建立健全基于我國具體情況的養(yǎng)老金“五支柱”模式。我國仍為發(fā)展中國家，政府財政力量有限，現階段難以承擔起全部的養(yǎng)老保障等社會保障責任。雖然可以預見的是中國的經濟仍將保持快速發(fā)展的勢頭，但是中國老齡化現象嚴重，已經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老齡化人口，“未富先老”的事實使得我國不得不將一部分養(yǎng)老責任交由企業(yè)、社會、個人、家庭等主體。因此，現階段家庭養(yǎng)老必須成為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根重要支柱。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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