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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團圓的社會政治基礎(chǔ)

(一)人民群眾的社會政治理想

在封建思想壓制下的中國古代，連年不斷的戰(zhàn)爭，嚴刑厲法的摧殘，沉重的徭役以及滲透到生活每一個角落的綱常禮教，使人們溫情的理想在現(xiàn)實面前被撞得粉碎。因此，以“懲惡揚善”為主題的文學作品就成為他們情感寄托和精神慰藉的主要來源，這實際上也是他們表達美好愿望的一種特殊方式。例如《孔雀東南飛》中焦仲卿和劉蘭芝雙雙化為鴛鴦，反映的就是人們追求婚姻自由、生活美滿的愿望;《精忠旗》中岳飛變神，秦檜冥誅;《竇娥冤》中竇娥獲平冤昭雪，正義終于戰(zhàn)勝了邪惡等大團圓結(jié)局的編著，都是窮苦百姓期待“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美好愿望的體現(xiàn)。以此類推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即使有些作品在初始階段不是大團圓，也會被后人出于“補恨”的目的修改增補，最終達到大團圓結(jié)局的原因了，例如《紅樓夢》。

(二)封建統(tǒng)治者對人民群眾進行“心治”的需要

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大團圓式結(jié)局的出現(xiàn)幾乎都集中于宋代以后的戲曲和小說。這個時期的社會已經(jīng)進入了封建社會的守成時期，維護長久治安已經(jīng)成為了統(tǒng)治者最主要的任務。因此在文學作品中利用大團圓來消餌社會的矛盾，美化丑惡的現(xiàn)實，就是使普通百姓達到“心安”的最根本方法。但是我們也知道，在封建統(tǒng)治者的酷刑統(tǒng)治下，要想在作品中揭露現(xiàn)實矛盾，揭露封建統(tǒng)治者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文學作品的主題大多都會把矛頭指向流氓貪官，并在最后一刻抬出一位清正廉明的清官為老百姓伸張正義，所以《竇娥冤》中才會有竇娥父親終于一舉及第、官拜參知政事、加封兩淮提刑肅政廉訪之職一說，這就是符合統(tǒng)治者需要的。大團圓實際也就是封建制度和封建禮教的維護者。

二、大團圓的文化心理基礎(chǔ)

在中國，大團圓不僅是一種文學現(xiàn)象，更是一種典型的文化現(xiàn)象。究其原因，還是受我國人民傳統(tǒng)的價值觀和審美觀所影響。

(一)“忠”“孝”

衡量百姓對國家的最高道德觀就價值觀來說，要想形成和完善一種和諧穩(wěn)定的關(guān)系，必須要建立一種秩序，在建立秩序之前，必須要建立一套完整的道德觀念，以此來約束自己，維護秩序。在長期的演變中，逐漸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統(tǒng)一政治體制。對于普通百姓來說，皇帝就是國家的大家長，在孔子“孝”提出后，尊重家長、忠于家長、孝敬家長的觀念深入人心?！爸摇薄靶ⅰ币呀?jīng)成為了衡量百姓對國家的最高道德。因此當統(tǒng)治者把《二十四孝圖》立為封建道德標準的時候，我國的封建道德也終于凌駕于其他意識形態(tài)之上，成為傳統(tǒng)價值觀的精髓。而以道德為中心的價值觀總把勸人向善作為最高目標，自然也就不難理解在我國平民化、通俗化的古代小說中總能看見“吉人自有天相”“多行不義必自斃”的主題，并且著意用“大團圓”來表現(xiàn)懲惡揚善的結(jié)果了。例如馮夢龍編纂的《喻世明言》中的短篇小說《蔣興哥主會珍珠衫》中，正是因為蔣興哥的正直和善良才使他與妻子破鏡重圓，并躲過災難;又如《警世通言》中《桂員外途窮懺悔》一篇，桂富五落難時受施濟慨然相助，曾有“今生倘不得補答，來生亦作犬馬相報”之語。而成為富翁后的桂富五卻違背自己誓言，施家有難并未施以援手，結(jié)果其妻與子終驗證誓言死于非命，并化作犬，投胎于施。在古典小說中，如此不合常理的荒誕行為可以說是隨處可見。例如，只要你行善，乞丐可以變富翁，窮光蛋照樣可以娶得富家女，神仙閻王自會出手相助?？傊灰皭河袗簣?，善有善報”的道德信念不可動搖，那么文學作品中的“大團圓”也就不會消逝。需要指出的是:我們不能否定以道德為中心的價值觀對我們思想品德修養(yǎng)起到的促進作用。畢竟許多清官、孝子的出現(xiàn)也正是得益于道德的培養(yǎng)。

(二)“致中和”

中華民族的審美理想就審美觀來說，每個民族都有其特定的審美心理和審美取向，在遇到各種問題時會選擇相應的、符合他們文化心理的表達。而“和”就是我們民族苦苦追求的目標。我國追求的“和為貴”“和為美”，正是使大團圓模式長久不衰的重要因素?！跋楹汀笔沁^年過節(jié)最好的氛圍，“人和”是最完美的處事原則，“琴瑟和鳴”是最理想的夫妻關(guān)系，病好叫“和勝”，夫妻恩愛又稱“和合”?？傊?，一個“和”字，可以構(gòu)成許多褒義色彩鮮明的詞，如“和睦”“和氣”“天作之合”“百年好合”“和樂”“和美”等等。因此，也就可以理解“致中和”的審美理想和審美情趣為什么會成為古代文人墨客最普遍的藝術(shù)手法了。與傳統(tǒng)國畫把“和”表現(xiàn)在風和日麗、小橋流水的畫面上不同。小說必須要有故事情節(jié)、要有跌宕起伏矛盾沖突、要有重點刻畫的人物。因此伸張正義的包大人、海大人或者鬼神就都是“和”的化身。只要他們一出場，無論是地痞流氓還是貪官污吏全都無處躲藏，或被懲戒，或被正法，最后都向著大團圓的方向發(fā)展。例如《竇娥冤》中的竇天章、《西游記》中的孫悟空、《白蛇傳》中的白娘子均是此類正義的化身。總之，雖然我國古代文學作品大團圓結(jié)局的出現(xiàn)，大部分都是作者在“致中和”的審美理想下引導主觀介入的結(jié)果，與社會實際存在著較大差距，但是我們不能否認人們在看完作品后達到的精神松弛、情緒緩和的效果。由此看出，我國傳統(tǒng)的文化心理對大團圓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

三、總結(jié)

總之，出現(xiàn)于元末明初的中華民族特有的“團圓”，除了受時代原因、文學發(fā)展等多方面的制約外，同時也是國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所導致的，其代表了漢民族推崇的追求團圓、重視整體圓滿的精神，在短期內(nèi)是無法改變的。生活不能圓滿，而在藝術(shù)作品中卻要求“圓滿”，因此，我們不否認文學作品中的“大團圓”式結(jié)局存在著宣揚折中調(diào)和、自欺欺人的意圖，是一種懼怕發(fā)展變化的惰性心理的反映。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它也是這個堅強樂觀的民族在任何艱難困苦的環(huán)境中，對正義的執(zhí)著和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種曲折表現(xiàn)。在我國團圓情節(jié)根深蒂固的文化圈中，文學作品這種忽視個體、追求集體意識的現(xiàn)象，是合理甚至不可避免的。

作者：李曉紅單位：山西國際商務職業(yè)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