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主要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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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的主要理論范文第1篇
[關鍵詞] 產業(yè)經濟學 西方 理論 發(fā)展 中國特色 構建
1.“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市場績效”范式
西方產業(yè)經濟學分為哈佛學派、芝加哥學派、新奧地利學派,其中哈佛學派的核心觀點為SCP范式,即 “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市場績效”范式,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和市場績效便是此范式的主要構成要素。市場績效的產生由市場行為引起,市場行為被企業(yè)所在市場結構所決定。在這一范式下,行業(yè)集中度高的企業(yè)總是傾向于提高價格、設置障礙,以便謀取壟斷利潤,阻礙技術進步,造成資源的非效率配置;要想獲得理想的市場績效,最重要的是要通過公共政策來調整和改善不合理的市場結構,限制壟斷力量的發(fā)展,保持市場適度競爭。
2.新產業(yè)組織理論:SCP范式的修訂和補充
新產業(yè)組織理論興起于上世紀七十年代,此理論對企業(yè)在市場上的行為進行了著重研究,致力于緊密結合產業(yè)組織理論與新古典微觀經濟學;數學方法與博弈方法是此理論的主要研究方法,也就是說,對于此理論的研究主要以理論模型的建立來對企業(yè)行為的合理性進行探索,同時對經濟福利問題進行強調。
在上述發(fā)展之外,新產業(yè)組織理論對產業(yè)組織的具體問題有了新的發(fā)展。以產品差別為例,在新產業(yè)組織理論中,以模型的建立為依據,產品差別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垂直產品差別,一類是水平產品差別。在古諾雙頭壟斷模型下對進入壁壘問題進行考察,企業(yè)對市場需求的滿足能力決定了企業(yè)所擁有的優(yōu)勢,并且企業(yè)所能夠承受的沉沒成本的多少決定了企業(yè)能夠滿足市場需求能力的大小。在博弈理論下,對廠商的競爭在不確定性問題和不確定條件下進行研究,可競爭理論誕生了。在此理論下,不贊成對傳統(tǒng)產業(yè)組織理論強度對市場競爭的維持,提出企業(yè)市場的多少并非由較好市場績效的市場結構所決定,認為可競爭性市場是進入市場的成本非常低,且已經在市場中的企業(yè)存在可感的潛在壓力時的市場,在這種可競爭性市場中良好的市場績效才會產生。
3.產業(yè)組織理論:芝加哥學派
芝加哥學派是與新產業(yè)組織理論同時發(fā)展起來的理論,與傳統(tǒng)的“結構――行為――績效”范式相比,芝加哥學派所提倡的理論是截然不同的。在芝加哥學派中,其分析方法依據嚴格的經濟理論,并對理論的經驗證明進行著重強調,認為SCP中的結構、行為、績效三個因素之間的單向因果關系是不科學的,它們之間的關系應該是雙向的、互動的;在市場經濟發(fā)展方面,認為應該放任自由,而不是以政府為主導進行干預。
4.新制度經濟學:“后SCP”流派
科斯、諾斯、威廉姆斯、阿爾欽等是這一學派的代表人物。對經濟問題的研究以制度角度來進行,是新制度經濟學這個新興流派的主要特點。在新制度經濟學中,其研究內容包括企業(yè)“黑箱”內部的產權機構、組織結構的變化、市場績效受到前兩者的影響,簡言之,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已經深入到產業(yè)組織內部。所以說,在研究企業(yè)行為方面,與其他學派相比,新制度經濟學擁有一個全新的理論施教,不僅對深化了產業(yè)組織的理論,更催化了其對企業(yè)行為產業(yè)的結果。對我國在產業(yè)經濟學方面的研究有著巨大的啟迪意義。
二、構建中國特色產業(yè)經濟學的設想
1.在研究對象方面
第一,概念方面。在我國,在研究產業(yè)經濟學時依然繼續(xù)沿用行業(yè)、部門等過時的概念,并沒有以市場的角度來進行,也就是說還沒有明確產業(yè)的概念。
第二,重點確定方面。與產業(yè)組織的內部研究相比,更加重視對產業(yè)之間關聯(lián)關系的研究,因而在產業(yè)組織方面的研究缺乏深度。
第三,內容構成方面。使一些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等原本不與產業(yè)經濟學相關的內容納入到產業(yè)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之中,導致產業(yè)經濟學研究的內容過大、過雜,模糊了產業(yè)經濟學的研究范圍。
為了使上述問題得以解決,從而保證產業(yè)經濟學的路徑回到正軌之上,使市場機制和企業(yè)組織的運作機理得以突顯出來,首要問題就是糾正產業(yè)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2.在學科體系方面
為了使中國特色在產業(yè)經濟學中體現出來,必須以我國市場經濟發(fā)展的現狀為依據,主體內容替換為企業(yè)組織和市場交易機制來對產業(yè)經濟學的盧綸邏輯體系進行構建,同時壓縮目前的產業(yè)經濟學的研究內同,將關注點轉移到研究和檢驗產業(yè)運作的實證上來,在對產業(yè)經濟學體系進行探索時必須與我國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層次差異相結合。
3.在方法論體系方面
規(guī)范性研究和實證性研究是研究經濟學的兩個基本的方法。其中,在規(guī)范研究中必須對經濟事物的邏輯合理性與倫理價值觀進行強調;在實證研究中,研究重點必須放在經濟事物的實證檢驗方面。定量研究,指的是在考證理論與實踐時的主要方式是經濟計量、實證檢驗和模擬試驗等,這是研究現代產業(yè)經濟學的主要方法。我國在研究產業(yè)經濟學時應當對這些方法進行吸收、借鑒。
4.在教育教學方面
在進行財經教育教學活動時,必須將當前的市場發(fā)展現狀融入產業(yè)經濟學的課程之中,對產業(yè)經濟活動中產生的新為題進行探索,不斷更新、創(chuàng)新產業(yè)經濟學的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同時,將企業(yè)在市場決策中所遇到的新問題
納入到研究范圍之中。
參考文獻:
經濟學的主要理論范文第2篇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 舊制度經濟學 新古典經濟學 馬克思經濟學
制度經濟學對于中國學者并不是陌生的東西。且不說早期制度經濟學家如凡勃倫、康芒斯等人的著作，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被翻譯介紹到了中國。即使30年代以后，一些制度經濟學家如加爾布雷思、熊彼特等人的理論，也都時髦過一陣子。更不可忘記的是，馬克思經濟學本質上也是一種“制度經濟學”，并且還是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先驅。然而，人們在狂熱推介新制度經濟學時，卻很少有人比較分析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體系之間的歷史聯(lián)系，甚至還斷然否認它們之間存在任何理論關聯(lián)性。基于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從歷史演進和邏輯聯(lián)系兩個方面，把新制度經濟學與舊制度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以及馬克思經濟學進行一番比較研究，探討新制度經濟學究竟“新”在哪里。
一、新制度經濟學比舊制度經濟學有質的飛躍
制度經濟學的形成和發(fā)展已經有百年歷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形成時期，以凡勃倫、康芒斯和米契爾為主要代表；第二階段為過渡時期，以艾爾斯、貝爾、米恩斯、加爾布雷思等為主要代表；第三階段為發(fā)展時期，以科斯、諾思、威廉姆森、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等為主要代表。如今，制度經濟學已經形成了一個流派眾多、成分復雜的龐大理論體系。雖然加爾布雷思等人的理論曾經被稱之為新制度經濟學而風行一時，但時過境遷，現在新制度經濟學成了以科斯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學派的專有名詞，而把科斯之前的一律稱為舊制度經濟學。
科斯本人似乎不承認他的理論與舊制度經濟學有什么關系。他把新制度經濟學稱為當代經濟學，而舊制度經濟學則稱為近代制度經濟學。他認為，當代制度經濟學與近代制度經濟學并沒有什么理論上的淵源關系，在某種程度上講，當代制度經濟學與近代制度經濟學在理論上還是對立的?？扑沟闹饕碛墒牵骸敖贫冉洕鷮W的觀點不是理論性的，而是反理論的，他們尤其反對古典經濟理論”。施蒂格勒也持相同的觀點，他認為“近代制度經濟學的失敗是因為它沒有提出實證的理論學說，它當時所表現的僅僅是對正統(tǒng)經濟理論的不滿和批判態(tài)度，它注定得不出什么新東西，近代制度經濟學的悲劇就在于他們沒有留下什么理論工具(或范式)供別人或后人去使用”?？扑购褪┑俑窭諏εf制度經濟學的批判，以及劃清新制度經濟學與舊制度經濟學的界限，都是可取的。但他們否認新舊制度經濟學之間的理論淵源關系，則不符合實際。
且不說新制度經濟學派在重視制度因素分析這個基本點上與舊制度經濟學一脈相承，繼承了凡勃倫、康芒斯等人的傳統(tǒng)和思路；在許多基本理論范疇上，也可以明顯看出新舊學派之間的傳承關系?；蛘哒f，在舊制度經濟學理論中，有新制度經濟學基本范疇的雛形。例如，科斯理論最核心的交易費用范疇，與康芒斯的交易范疇就有理論淵源關系。康芒斯把“交易”作為與“生產”概念相對應的經濟學的范疇，并且對交易概念進行了明確的界定與分類。在康芒斯看來，交易活動是“制度”的最基本單位，制度只不過是無數次交易活動的結果。因此對不同類型交易的分析，也就轉化為對不同經濟制度的分析。這樣，就使“交易”概念一般化了，從而具有更廣泛的適應性。不過，由于他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哲學、心理學、法學及社會學的方法，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因此，他也就不能從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來認識交易本身的內涵，提出“交易費用”概念。又如，新制度經濟學作為最重要經濟制度的產權范疇，從舊制度學派那里繼承的思想遺傳更多。凡勃倫提出無形財產的概念，并認為它是公司的真正基礎，這樣就為公司產權分析開辟了道路?？得⑺箯娬{所有權是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從所有權稀缺到制度稀缺展開分析，提出了一整套采取集體行動來建立秩序的制度體系。艾爾斯、貝爾和米恩斯等人繼承凡勃倫傳統(tǒng)，以技術與制度的矛盾為主線，深入分析公司內部權利結構的變化。諸如此類的研究，直接為產權理論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理論準備。如果進行更仔細的比較分析，幾乎所有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中，或深或淺都閃耀著前人思想的光彩。
更重要的是，新制度學派繼承了舊制度學派的傳統(tǒng)，在研究出發(fā)點上都是以批判新古典經濟學開始理論生涯的。凡勃倫擯棄了邊際效用概念和均衡概念，認為馬歇爾建立在資本主義“和諧”基礎上的一整套“均衡理論”，與事實不符。并且，龐巴維克把人從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中抽取出來，孤立地分析個人的欲望及其滿足途徑，也是錯誤的。他強調對社會文化心理和習慣的分析，主張建立分析制度變遷的“演進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家一直沿襲著“凡勃倫傳統(tǒng)”，無不通過對新古典學派的“經濟人”基本假定的修改，從制度方面或經濟結構方面來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以建立一個與新古典迥異的制度經濟學體系。
指出新舊制度經濟學之間的傳承關系，不是要抹殺它們之間的區(qū)別。恰恰相反，而是為了更清楚地認識到新制度經濟學的新意所在。的確如科斯和斯蒂格勒所言，新制度學派的革命性轉變就在于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規(guī)范來展開制度分析，把制度因素分析引入實證科學的范疇，從而使制度經濟學發(fā)生了質的飛躍，真正成為了經濟學體系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為了簡明起見，如果不考慮在具體理論觀點上的創(chuàng)新，從總體上看，新制度經濟學相比舊制度經濟學的創(chuàng)新主要有四點：一是分析方法上的創(chuàng)新。凡勃倫采用的主要是心理學方法，康芒斯應用的是法律制度分析，而新制度學派嚴格按照實證性的新古典方法進行研究。誠如科斯所言；“利用正統(tǒng)的經濟理論去分析制度的構成和運行，并去發(fā)現這些制度在經濟體系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因為是用經濟學方法去研究制度問題，大大拓寬了理論視野和提高了理論的邏輯實證性。二是理論體系上的創(chuàng)新。除了康芒斯試圖創(chuàng)建一個理論體系之外，可以說舊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完全不成體系。而新制度學派依托較為成熟的新古典體系來展開理論分析，就使其理論大致能夠保持邏輯一致性。雖然目前新制度經濟學還沒有形成一個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但初步可以自成體系了。三是基本理論范疇上的創(chuàng)新。舊制度學派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思想，如凡勃倫的“無形財產”、“有閑階級”、“既得利益者”和“制度導向”等等，但基本上沒有形成嚴格的理論范疇。相比之下，新制度學派不僅提出了許多新的理論范疇，而且范疇的界定相對嚴格規(guī)范。例如，著名的“交易費用”和“科斯定理”的提出，像發(fā)現新大陸一樣開辟了一片新領域，形成了經濟學上的一場革命?！敖灰踪M用”概念被廣泛地運用于產權結構、關系、外部性問題、集體行動、尋租活動、多種體制組織形態(tài)的形成和發(fā)展、經濟史、政治制度等研究領域。最后，表現為研究領域方面的創(chuàng)新。舊制度學派的研究領域基本上在企業(yè)層面或微觀經濟領域，新制度學派的理論視野卻要廣得多。雖然企業(yè)內部的產權結構及組織仍然是一個研究的重點，但新制度學派的研究及其理論應用，從微觀到宏觀，從企業(yè)到國家，從經濟到政治，從現實的制度安排到歷史的制度變遷，已經涉及到社會經濟一切領域，甚至到了無所不包的地步，形成了一個開放的龐大的理論體系。
二、新制度經濟學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內創(chuàng)新
與舊制度經濟學相比，新制度經濟學的最大創(chuàng)新是把制度分析納入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軌道。與新古典經濟學相比，新制度經濟學最具新意的則是引入制度因素分析修正了新古典的缺陷。新制度學派以新古典批判者的面目出現，研究的是新古典經濟學中所忽視的制度因素，但其理論研究的立足點、出發(fā)點和歸宿點都是新古典經濟學。即憑借新古典的分析架構和分析方法，從新古典理論的缺陷出發(fā)進行制度因素研究，補充了新古典體系的不足或完善了新古典理論體系。正因如此，有人把新制度經濟學看成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分支。
經濟學的主要理論范文第3篇
一、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chuàng)新應處理好的六個關系
“政治經濟學必須發(fā)展，任何科學的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科學的理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夠反映實踐和時代的要求，隨實踐和時代的發(fā)展而發(fā)展。只有能夠不斷從實際出發(fā)，不斷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的理論才是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chuàng)新需要立足于新經濟帶來的現代社會形態(tài)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國現代化發(fā)展的新階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經濟學能夠與時俱進，增強政治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追求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tài)。因此，在政治經濟學學科創(chuàng)新中需要處理好六個方面的關系：
(一)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chuàng)新要實現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要研究市場經濟問題，但在市場經濟問題的研究中政治經濟學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及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chuàng)新中，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既要研究生產關系，又要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重視經濟運行分析。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chuàng)新要以經濟學為主體，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份，“借鑒西方經濟學從資源配置角度研究生產方式”，實現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互補，提高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生命力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
(二)處理好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fā)展都是在一定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講，在理論的號召和指導下，可以使人們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識”，增強人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推動改革的深入進行。盡管30年來，中國改革的實踐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我國的改革理論仍處于滯后狀態(tài)。為促進改革理論的發(fā)展，應在對實際應用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加強理論研究，把政治經濟學學科創(chuàng)新與改革理論的創(chuàng)新結合起來。一是提升改革理論研究水平，不斷加強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論的創(chuàng)新激勵機制，提高人們對基礎理論的研究積極性。二是處理好改革與實踐的關系，一方面要善于從改革的實踐中及時地總結、提升改革理論；另一方面要善于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并通過實踐驗證和修正理論。
(三)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這兩種方法，它們之間既有區(qū)別也有聯(lián)系。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應是統(tǒng)一的，相互補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沒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種盲目的、毫無價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定性更加科學、準確，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廣泛而深入的結論。從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看，定量分析占據主導地位，忽視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chuàng)新中要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加強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創(chuàng)新。
(四)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前，傳統(tǒng)政治經濟學居于中國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案母镩_放以后，由于傳統(tǒng)政治經濟學與改革開放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相脫節(jié)，其解釋和預測能力難以滿足實踐的需要，傳統(tǒng)政治經濟學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chuàng)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論創(chuàng)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思想。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chuàng)新首先要處理好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其次，要處理好與經濟史學的關系，從經濟學說史中吸取養(yǎng)分，繼承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先進成分。同時從經濟史的演化過程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特別是要從中國改革30年的歷史事實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以推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最后，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的關系，通過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等經濟學分支學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力。目前經濟學的學科劃分太細，肢解了整體性，在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關系的過程中，要加強與其他分支學科的緊密聯(lián)系。
(五)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經濟學與歷史學科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托賓指出經濟學走到極致，將無限地接近于歷史學，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chuàng)新需要從史學中吸取養(yǎng)分，提高其創(chuàng)新力。二是處理好經濟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和價值主張對政治經濟學而言顯得尤為重要，而政治經濟學的爭端也往往歸結為價值論的爭論，“任何純理智的作用都不能決定關于最后價值的判斷”，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chuàng)新需要處理好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在與哲學的交叉中獲得正確的價值判斷，建立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基礎。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有著特殊的親緣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互涉的歷史發(fā)軔于近代英國經驗主義哲學，隨后經歷了一個從相互分離到再度結合的過程。隨著政治經濟學的發(fā)展，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張，從而與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產生了日益增多的交疊。所以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創(chuàng)新過程中，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的關系。
(六)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學科的創(chuàng)新過程中，不僅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而且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關系。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與數量關系的科學。其最鮮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嚴密的邏輯性和廣泛的應用性。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結合開始于邊際主義，數理方式是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標志，數理方法的運用不僅為經濟學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過數理的方法還可以發(fā)現規(guī)律，使經濟學具有科學的形式。保爾·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對數學分析的評價，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物理學的關系。經濟學很早就從物理學中吸取思想方法，經濟學中所使用的機制、均衡、熵定律都是來自物理學，盡管經濟學不能和物理學一樣進行試驗，但是其研究方法對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chuàng)新中，需要處理好和物理學的關系。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在經濟學說史上，經濟學從社會生物學的發(fā)展中獲得大量好處，追究經濟學與生物學的相互關聯(lián)，就會發(fā)現兩者一直都是相互影響的。美國舊制度經濟學家將生物學上的演化引入經濟學，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將生物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引入經濟學，強調經濟的“連續(xù)原則”，篤信自然不能飛躍的格言，肯定經濟世界是不斷變化和緩慢成長的。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理論創(chuàng)新的過程中，也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
二、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要突出八個創(chuàng)新
新時期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chuàng)新，在堅持對傳統(tǒng)政治經濟學的傳承，尤其是對政治經濟學繼承的基礎上，要突出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八個創(chuàng)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疇體系是區(qū)分理論范式的兩個最重要標準，政治經濟學理論創(chuàng)新的關鍵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疇體系，需要從現實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將其增補進來，以使政治經濟學具有更強的時代特色。新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chuàng)新需要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主體，吸收各種經濟學流派的科學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動政治經濟學學科本身的概念創(chuàng)新。結合變化了的新形勢和時代的新特點，賦予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新的內涵，把它的性質界定為：研究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學科?！疤貏e是在資本、勞動力、剩余價值、剝削等問題上要有創(chuàng)新發(fā)展，從而提高經濟學的科學性”。二是引進新概念。如，“科學發(fā)展觀”、“利益和諧”、“現代財富觀”、“民營經濟”、“經濟全球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幸福指數”、“和諧社會”、“發(fā)展方式轉變”、“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fā)展”等，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
(二)拓寬新范圍。政治經濟學學科創(chuàng)新要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體，吸收各個流派的科學觀點，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和解釋范圍。從時間看，理論闡述不只是從馬克思理論講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講勞動價值論時，要反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觀，使人們從歷史演化的角度認識勞動價值論。從空間上來看，在分析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基本理論時，既分析資本主義，又分析社會主義，同時重點結合中國的現實。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經濟學學科創(chuàng)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繼承傳統(tǒng)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tài)：一是要反映現有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又要反映每一個理論形成的歷史、重大事件，還要闡述經濟發(fā)展的歷史過程，既體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深刻性，同時又體現歷史的厚重感。二是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fā)，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新范式。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的發(fā)展使世界現代化進程進入二次現代化過程，社會也由傳統(tǒng)社會向信息化社會轉型，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也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chuàng)新需要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fā)建立新范式。
(四)確立新對象。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術界一致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的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而且政治經濟學不能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它要聯(lián)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進行研究。在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論證的基礎上，不僅要研究生產關系，而且要研究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任務是探討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及其關系的一般規(guī)律。
(五)明確新主線。公平與效率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chuàng)新要圍繞調整宏觀經濟的公平與效率關系、實現社會和諧這一主線。圍繞這一主線抓住以下三個核心：一是在宏觀上以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宏觀結構平衡、價值平衡及其調節(jié)，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tǒng)一。二是在微觀上以處理好企業(yè)利潤最大化與企業(yè)社會責任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強調效率，在微觀上促進企業(yè)追求利潤最大化，又通過強調企業(yè)的社會責任，實現社會的公平。三是在資源配置上以處理好效率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關系為核心，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又實現和諧發(fā)展，并實現可持續(xù)發(fā)展，以促進和諧社會和資源節(jié)約型社會的實現。
(六)構建新體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chuàng)新要正確處理“傳承與創(chuàng)新”的關系，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全新體系。在理論體系上，繼承傳統(tǒng)，立足現實，突破蘇聯(lián)范式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實現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建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新體系。按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結構和理論的邏輯自洽性，理論體系應分為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生產理論、交換理論、分配理論、消費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經濟全球化理論等。每部分按歷史順序，按照從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邏輯，分為一般理論、資本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理論，最后具體到中國的現實。
(七)增加新內容。政治經濟學學科創(chuàng)新要在堅持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基礎上，結合變化了的世界經濟新形勢和新的時代特點，在內容上進行創(chuàng)新：一是根據情況變化，在角度上和內容上進行創(chuàng)新，如，將“對外開放理論”改為“經濟全球化理論”，主要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二是總結中國經濟改革與發(fā)展30年來的經驗，把新理念、新現象和新問題加進去，增強政治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
(八)歸納新觀點。政治經濟學學科創(chuàng)新要在系統(tǒng)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歸納出新的觀點。如，市場經濟發(fā)展的三個階段、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分類及目標、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構成、經濟全球化中的兩種趨勢等。既使傳統(tǒng)理論得以繼承，又使各家觀點得以展現。
三、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chuàng)新要抓住體系創(chuàng)新這一主線
政治經濟學學科創(chuàng)新要在其邏輯自洽性的基礎上，緊緊抓住體系創(chuàng)新這一主線，以與時俱進為基本原則，以突破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蘇聯(lián)范式和實現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轉型為目標，針對當前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兩分法的局限性，借鑒政治經濟學史上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三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優(yōu)秀傳統(tǒng)，以生產關系的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為指導，建立由七大部分構成的理論新體系。
(一)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首先研究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最后研究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壟斷資本主義到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演變，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的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二)生產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生產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在生產的一般理論中，研究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資本、技術，生產的組織以及生產規(guī)模與再生產理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面，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生產的研究中，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要素、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益、社會主義的再生產、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社會主義企業(yè)、社會主義農村的經濟組織與中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協(xié)調發(fā)展。
(三)交換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交換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交換和社會主義的交換。在交換的一般理論中，研究分工與交換、商品、貨幣、市場及市場體系和價值規(guī)律及其作用；在資本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資本主義價值規(guī)律、資本主義競爭機制、資本循環(huán)與周轉以及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在社會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規(guī)律以及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四)分配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分配的雙重含義及其相互關系、收入分配及其機制、初次分配及其決定、再分配及其調節(jié)、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其實現；在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資、利潤、利息、地租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分配方式)、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調節(jié)；在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形式、社會主義再分配及其調節(jié)、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
(五)消費理論。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費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消費和社會主義的消費。在消費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消費的雙重含義及相互關系、消費及其決定因素、消費結構與模式、消費的變化趨勢、消費與社會福利的增長；在資本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消費的性質與特點，資本主義的消費結構與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利制度；在社會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消費的作用與幸福指數、社會主義消費的結構及方式轉變、社會主義的消費模式及合理化。
經濟學的主要理論范文第4篇
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隨著學科的不斷發(fā)展，其研究方法還處于不斷創(chuàng)新、完善之中，我們在進行民族經濟學理論研究之前應該對其研究方法有系統(tǒng)的認知，并將這些研究方法運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從而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具有理論價值。學習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運用其做研究，這就要求我們在系統(tǒng)掌握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之后，要將其融會貫通于自己的理論研究之中。
一、科學理論思維方法
任何一門科學都具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研究的深度、廣度以及效率，同時也體現著本學科理論研究的特質和側重點。事實上，一門學科的研究過程是否科學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研究方法的科學性。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其研究方法還處于不斷創(chuàng)新、完善之中。但是，無論采取何種具體的研究方法都要以科學的理論思維方法作指導。因此要將科學的理論思其貫通于民族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方法創(chuàng)新等學科研究的全部過程中，以此來指導民族經濟學這一學科的不斷發(fā)展。在對一門新興學科進行研究方法探討時，在結合本學科的具體特點的同時，還應該將研究方法加以分類。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結構層次可以分為三個不同層次,即理論思維方法、基本方法和具體研究方法。傳統(tǒng)的民族學的基本研究方法,突出對研究對象進行系統(tǒng)的觀察與分析,由此而形成了傳統(tǒng)民族學的研究特色。然而，傳統(tǒng)民族學的研究方法與唯物辯證法是基本排斥的。只有將唯物辯證法這一科學理論思維作為民族經濟學方法論的指導，才能使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更加趨于科學、完善。這是民族經濟學對傳統(tǒng)民族學研究方法的補充和發(fā)展?？茖W的理論思維方法是由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到具體的嚴謹的思維方法。要想在理論思維中全面的把握事物及其事物的各個方面,就必須遵循從具體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體的研究方法。要全面把握事物運動發(fā)展的整個歷程,就必須遵循由簡單到復雜以及從低級到高級的研究方法。將這兩種方法辯證統(tǒng)一于理論研究中,才能達到科學理論思維的層次，從而也才能對民族經濟學其他具體的研究方法具有指導意義?？茖W的理論思維方法是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中的指導方法，始終將這一研究方法貫穿到我們的理論研究、方法創(chuàng)新等全部研究過程中，才能保證民族經濟學方法論的科學性，進而促進民族經濟學這門學科不斷地創(chuàng)新、發(fā)展。
二、田野調查方法
民族經濟學是真正立足于中國的現實，緊密聯(lián)系民族地區(qū)的田野調查的具體探討。田野調查方法是在科學理論思維指導下的民族經濟學的基本研究方法。任何理論均來自于實踐，田野調查方法作為民族經濟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要深入民族地區(qū)進行實地調查研究，進而通過實地的田野調查來進行理論研究。進行田野調查的目的是了解民族地區(qū)的實地情況和掌握第一手資料。田野調查方法對于民族經濟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田野調查方法有助于我們深入地了解我國民族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狀況，通過進行田野調查不僅能夠增加我們對少數民族地區(qū)的感性認識，更重要的是能為我們的理論研究提供詳盡的資料。
三、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對民族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啟示
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也可以運用經濟學的方法論來指導民族經濟學的發(fā)展，借鑒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來探討民族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民族經濟學的方法論不斷得以豐富和創(chuàng)新，從而使民族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更加系統(tǒng)化。首先，明確主體。在做研究時首先應該做到的就是明確主體，明確主體就是明確研究者代表的階級利益，不同的階級都會根據其主體的需要通過其思想代表將本階級的階級利益和意識概括為政治經濟學理論從而來表達本階級的利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理論是以工人階級為主體來概括其階級利益和意識，從而揭示資本主義的經濟矛盾的。民族經濟學也要明確以各民族有自主意識的勞動者為主體。其次，重視矛盾。矛盾是主體之間的聯(lián)系，在研究矛盾時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是辯證思維的關鍵，同時，在做研究時要體現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再次，概念運動。概念運動是《資本論》研究方法的核心，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寫作中，以概念運動為核心，通過概念的規(guī)定、展開、改造和完善、轉化等概念的運動來構造《資本論》的論述體系。民族經濟學的研究也要注意概念的運動。概念體系的建立是民族經濟學的形成的標志。概念是不斷運動的，伴隨著概念運動，概念體系也會隨之不斷進行演化。民族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學科不可能只是某一個學說的概念體系，而應該有若干個概念體系相互支撐和補充。研究就是要創(chuàng)新，就要在對既有和新的現象材料進行實證的基礎上不斷抽象，進而規(guī)定新概念，改造和完善舊概念，充實已有的概念體系，甚至創(chuàng)建新的體系。最后，構造體系?！顿Y本論》的體系并不是雜亂無章，而是非常嚴謹的，馬克思將概念按照從抽象到具體，邏輯與歷史相統(tǒng)一的原則來構造《資本論》的論述體系。在其論述體系中聚合了概念運動各個環(huán)節(jié)的研究成果，從而使《資本論》的邏輯思維更加嚴謹。對于民族經濟學的研究而言，在進行理論研究時也要通過民族經濟概念的運動來構造民族經濟學的論述體系，使自己的研究有一個邏輯嚴謹、論述清晰的體系。
四、結語
經濟學的主要理論范文第5篇
諾思的辭世是世界經濟學界的一大損失，而中國的經濟學界會特別懷念這位經濟學大師。
諾思在中國的獨特地位
作為轉型國家，中國對轉型理論有著特別的需求?！稗D型”，意味著體制變革，其實質是制度變遷，而諾思的理論貢獻中，最為重要的一項就是其制度變遷理論。
經濟學理論對中國經濟轉型的影響是深遠的，這尤其體現在新古典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方面。這并不是說這兩種經濟學理論就沒有缺點，但是，在剛進入轉型期的中國，新古典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這兩種理論可以為其提供重要支持。改革開放以來，最初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為中國經濟運行的成本收益計算提供了工具。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開始傳播，并越來越得到經濟學界的廣泛重視、研究和應用，為研究中國經濟轉軌的成本收益計算提供了分析工具和方法論，對中國經濟改革施加了雖則間接、但是持久的影響。
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的發(fā)展，集中體現在2015年林毅夫研究組（由林毅夫、蔡P、李周組成）、張軍與樊綱因其過渡經濟學理論研究成果而共同獲得第七屆中國經濟理論創(chuàng)新獎。除了這些學者之外，還有茅于軾、吳敬璉、光、張維迎和盛洪等著名學者，雖然不知為何與此獎無緣，但也在過渡經濟學理論方面有過重要的研究成果。這些學者對過渡經濟學理論的發(fā)展，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平穩(wěn)轉型，減少經濟轉軌成本，以及保持經濟穩(wěn)定發(fā)展，均作出了重要貢獻。
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學者在早期掌握的主要經濟學工具就是新古典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其后這些學者的研究各有側重，“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比如，林毅夫提出“新結構經濟學”，帶有德國歷史學派所沒有的抽象理論的影子，但沒有該學派演化分析法的蹤跡；張維迎在自己的工具箱里增加了博弈論、信息經濟學以及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最近還推出了自己的教科書《經濟學原理》，把他所推崇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理論裝進自己的經濟學框架。但是，所有這些學者所掌握的理論根基仍然要數新古典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而對這些中國經濟學家最具影響的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應該有三位：一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創(chuàng)始人羅納德?科斯，二是新經濟史學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道格拉斯?諾思，三是科斯的“親密戰(zhàn)友”張五常。
諾思的理論貢獻
諾思在新制度經濟學的貢獻獨樹一幟。其突出貢獻在于，他把新古典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以及演化經濟學的分析工具納入到經濟史的研究中，由此形成和發(fā)展了新經濟史學，尤其是其晚年轉向演化經濟學的制度分析，這是人們在20世紀90年代初所未能預見的。
所謂新經濟史學，據說其名稱就是諾思首先提出的。新經濟史學是分層次的：第一個層次是把新古典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納入到經濟史研究中；第二個層次是把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納入到經濟史研究中；第三個層次是把演化經濟學的制度分析方法納入到經濟史研究中。
諾思與其他同仁一起，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創(chuàng)了第一個層次的新經濟史學研究。他在70年代開創(chuàng)了第二個層次的新經濟史學研究，從其1973年出版《西方世界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經由1981年出版《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在90年代初到達高峰，具體標志為1990年出版《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和1993年獲得諾獎。
其后，諾思轉向演化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研究，引領第三個層次的新經濟史學研究。其方法論轉向，從他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中題為《時間進程中的經濟績效》（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的演講內容中可見端倪。在該演講中，諾思勾勒了演化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研究綱領。這一演化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架構體現在其2005年出版的《理解經濟變遷過程》（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一書中，作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一種非常實質性擴展”，而其具體應用之高峰則為諾思、瓦利斯（John Joseph Wallis）和韋格斯特（Barry R. Weingast）2009年出版的《暴力與社會秩序》（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一書。
諾思的思想遺產
